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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册流失海外《永乐大典》终于回家,西方抢走
 
两册流失海外《永乐大典》终于回家,西方抢走了它才突然科技大爆发?
6月24日下午,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《永乐大典》捐赠入藏仪式,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《永乐大典》正式入藏该馆。
 
 
西方抢走了《永乐大典》才突然科技大爆发?
 
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“科普短视频”,这些创作者语气坚定、信誓旦旦地说:
 
“欧洲的共济会组织从元朝开始,就策划大规模盗取中国文化,尤其是中国发达的科学技术成就。到明朝中期的时候,更是大规模推进,并指明朝礼部尚书、内阁大学士徐光启配合共济会把《永乐大典》中的科学技术成就偷去了欧洲。”
 
这种说法,实在是太高估子虚乌有的“共济会”,也诬陷了伟大学者徐光启。
 
换言之,说这话的人,既不懂西方历史,更不懂中国历史。
 
为什么说“高估了共济会”呢?
 
在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前,欧洲和中国之间也有过人员来往,比如马可·波罗等。但文字描述信息模糊,甚至被遗忘,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欧洲人根本不知道“中国”这个国家具体在哪里。
 
长期以来,他们认为存在两个国家:经中亚到达的“契丹”和经海路到达的“赛里斯”(产丝绸的地方)。利玛窦到北京之后,经过对比才弄清楚所谓契丹和赛里斯其实就是一个国家。
 
后来传教士鄂本笃又从印度经中亚走到了肃州(甘肃酒泉),又一次证明了利玛窦的认识。
 
我们可想而知,假如真的存在神秘、强大又先知先觉的“共济会”的话,利玛窦他们就不必如此辛苦才认识“中国”了。
 
利玛窦(1552~1610)是第一个在内地活动,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欧洲传教士。他的学问和道德受到了中国士大夫们的普遍尊敬和赞扬,称之为“西儒”。
 
 
明清之际,大约有 800 位传教士来华,他们带来了大量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,拓宽了中国士大夫们的视野,让中国认识到在西方还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。
 
对传教士来说也是如此,利玛窦曾经这样对徐光启说:“向自西来,涉海八万里,修途所经无虑数百国,若行枳棘中。比至中华,获瞻仁义礼乐声明文物之盛,如复拨云雾见青天焉。时从诸名公游,与之语,无不相许可者,吾是以信道之不孤也。”
 
这个时期,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们互相尊重,平等对话,彼此都拥有强大的文化自信,跟两百多年后清末大相径庭。
 
利玛窦所属的耶稣会,当时对传教士们的要求就是“入乡随俗”,不需要一定遵循天主教那么刻板的规矩,可以根据当地风俗灵活变通。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,为了融入中国社会,先是作和尚打扮,后来穿戴儒服,定下了“学术传教”的方略。
 
他发现中国特别重视数学、天文等学问,大明当时正面临修改历法的难题。巧合的是的,在利玛窦踏上澳门土地的 1582 年,欧洲刚好完成了历法改革,制定了格里高利历,也就是今天通行的公历。
 
利玛窦发现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个圆球,不知道太阳和月亮与地球的距离不同,从而难以克服历法计算里误差问题。
 
所以,他跟士大夫们积极交往,力争前往北京,帮助大明王朝修改历法,从而争取皇帝对传教士的认可和保护。
 
他也确实成功了。他和徐光启翻译了《几何原本》前六卷。他去世之后,徐光启在崇祯二年启动了历法改革,召集中国学者李天经和罗雅谷、汤若望等传教士,把西方天文学从宇宙模型到历算方法都介绍了过来,形成了《崇祯历书》。
 
利玛窦学术传教方略一直延续到清朝康乾时期。
 
如何公正地评价徐光启?
 
跟传言中的说法相反,徐光启等第一代天主教徒,没有打算帮欧洲人偷走中国文化。实际上,徐光启有过一个把欧洲文化科技都搬过来的计划,你也可以称之为“大明科学院+大明社科院”的计划。
 
徐光启是一位有胆识,有眼光,有勇气的学者。
 
 
他认识到了西学内涵丰富,而且有很多可以对中华文明形成补充的知识。比如数学、天文、水利、兵器等。
 
作为一代儒宗,他之所以加入天主教,也是因为看到天主教跟中国儒释道之间的异同。
 
中国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,儒家是积极入世的,佛道是出世的,是失意者隐遁之所。徐光启看到利玛窦携来的天主教的学问,即有关于“事天之学”(神学),又有经世济用的科技,认为这样的学问“真可以补益王化,左右儒术,救正佛法者也。”
 
在万历四十四年(1616 年),徐光启向万历皇帝上过一个奏折《辨学章疏》召集传教士和中国学者,“同译西来经传,凡事天爱人之说,格物穷理之论,治国平天下之术,下及历算、医药、农田、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,一一成书。”
 
再召集中国儒释道各家学者,对比评议。万历皇帝对此的态度,仅仅是御批“知道了”。
 
在崇祯二年(1629 年),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修改历法的方案中,他提醒皇帝,数学这种基础知识,不但可以用于天文学,而且关系到日用民生的各种技术上去。他列出的“度数旁通十事”中,这“十事”包括:治历、水利测量、乐器制造、军事器械和建筑、理财方法、房屋桥梁建设、民用机械制造、地理测量、医药、计时仪器。
 
此时的欧洲,法国首相黎塞留于 1635 年创立法国科学院,英国学者们在 1660 成立了“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”,即英国皇家学会。
 
如果徐光启翻译西学、中西沟通对比研究的宏伟设想得以实现,我们可以说,“中国科学院”发起的时间甚至要早于英法。
 
徐光启面对西学的态度是,先学习,再超越。“欲求超胜,必先会通;会通之前,先须翻译。”
 
1620 年,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第二次来到中国(他曾将《伊索寓言》译成中文),携带了七千多册欧洲图书,其中包括哥白尼、开普勒的科学著作。
 
他雄心勃勃地计划将之全部译成中文。可惜大明朝内外形势已经改变,徐光启忙于修历工作,并在《崇祯历书》即将完稿之前去世,这些书籍从此被人们遗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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